从宋朝三位良好政治家的事功看中华民族精神风骨的塑造-出将入相

本文摘要：生死攸关之际、危急生死之秋，往往是磨练政治人物胆识魄力和责任继承的试金石，大智大勇、有胆有识、敢作敢为，任何时候都是定国安邦之大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。与一般政客之勾心斗角、钩心斗角有别，政治家之“大智”，其基本乃在于老实，“惟诚可以破天下之伪，惟实可以破天下之虚”，“惟笃实可以当大事”；与匹夫莽汉“拔剑而起、挺身而斗”差别，政治家之“大勇”，其基础乃在于信念，是植根于心田深处的坚定信仰，是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责任继承，是“推倒一世、开拓万古”的英雄气概。

生死攸关之际、危急生死之秋，往往是磨练政治人物胆识魄力和责任继承的试金石，大智大勇、有胆有识、敢作敢为，任何时候都是定国安邦之大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。与一般政客之勾心斗角、钩心斗角有别，政治家之“大智”，其基本乃在于老实，“惟诚可以破天下之伪，惟实可以破天下之虚”，“惟笃实可以当大事”；与匹夫莽汉“拔剑而起、挺身而斗”差别，政治家之“大勇”，其基础乃在于信念，是植根于心田深处的坚定信仰，是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责任继承，是“推倒一世、开拓万古”的英雄气概。有宋一代，右文崇儒，君主与士医生共治天下，名臣贤相辈出，文官政治蔚然成风。敢于继承、坚贞坚决如寇准，刚性秉直、奋勇掉臂如李纲，挽狂澜于既倒、扶大厦之将倾如虞允文，实为士医生阶级最良好的代表。

他们学有基本，素来以儒生面目处世，然一旦遇有很是的急难或突然的变故，尤其在国家民族、黎民黎民面临生死生死的危难关头，能够处变不惊，冷静应对，将其毕生所学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，终于成就不世伟业。大宋第一名臣寇平仲寇准被誉为宋初百年间第一名臣。其一生最深远的历史功劳，是在辽军大肆入侵、宋室危在旦夕之际，运筹帷幄、坚决处置，促成“澶渊之盟”，为宋辽间维系长达两个甲子之久的宁静奠基了基础。赵宋号称中华文明史上经济文化最为兴盛的时代，若无恒久的宁静情况，一切皆为泡影。

后唐节度使石敬瑭为攫取帝位，将中原屏障燕云十六州悉数割让契丹。中原王朝今后门户洞开，无险可守，无时不受北面威胁。

雄才简陋的周世宗素有匡复幽冀领土之志，对王朴《平边策》中“先易后难”“先南后北”的战略，并没有完全采取。在西败后蜀、三征南唐后，他便抓住辽穆宗昏庸无能、无心理政的有利时机，亲率雄师北伐，仅四十二天，兵不血刃，连收三关三州。

可是，随着周世宗的英年早逝，完全收复燕云的宏图壮举戛然而止。赵匡胤并未乘胜继续他的北伐大业，而是改采“先南后北”“先弱后强”计谋，对契丹纯取守势。

这不能不说是宋初君臣“战略短视”的表征。待南方平定再来北伐，军力已成强弩之末；辽海内政趋于平稳，北伐的有利时机也已经错过。

赵光义两次征辽皆以惨败了结，预示着宋朝再无统一北方的可能。辽军于宋真宗时期发动大规模南侵，其国势正当壮盛时期，史称北宋“朝野震恐、中外震骇”，和谈的议论弥漫整个朝堂。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西人，主张迁都金陵；枢密副使陈尧叟是四川人，主张逃往成都。

这是关系宋室社稷生死生死的一次重大危机。类似情景在历史上屡见不鲜，能够否挽回局势，很大水平上取决于主政者的毅志和选择。

远溯盛唐，安禄山起兵范阳，“身领剑南、将吏皆在蜀”的宰相杨国忠首建幸蜀之策，若非关中父老遮道请留，后肃宗于朔方军总部灵武建设平叛大本营，统一调理各路军马戮力平乱，玄宗岂有重返长安之日？下讫朱明，土木堡之变后，面临随时可能兵临城下的瓦剌铁骑，群臣手足无措。在议论战守之际，侍讲徐珵（后更名为徐有贞）言星象有变，当南迁。是兵部侍郎于谦一句“言南迁者，可斩也”，才委曲稳住了局势。

面临南迁或幸蜀的倡议，宋真宗怯懦寡断，不能有所决议。满朝文武手足无措、计无所出。很是时期需要很是之才，寇准临危不乱，主持大局，以超凡的政治智慧和胆略，使宋朝得以转危为安。宋人有论：“其时若无寇准，天下分为南北矣。

”是说宋室那时可能就南渡了，那里会撑到百余年后的靖康之难？寇准兼资忠义，临大事有静气，敢任天下之责，以其经天纬地之才气、坚毅坚决之魄力，建惊世大功，不动声色之间措天下于泰山之安。观其处置惩罚北辽入侵危机的举措部署，足以为历史提供了颇具借鉴意义的史例。

寇准首先明确否认了逃亡的建议，甚至主张立斩逃亡之人，以儆效尤。“为陛下画此策者，罪可诛也。”如若舍弃宗庙社稷，远幸楚、蜀偏远之地，必将导致“人心瓦解”，“贼乘势深入，天下可复保邪？”他的应对计谋是，努力备战，力请御驾亲征。寇准心里清楚，天子亲征，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军事意义。

因此，决不能打无掌握之仗，务必努力做到万全准备。他一面努力打探前线消息及辽军实情，统一指挥各路军马严阵以待；一面重复陈述利害，力促真宗起驾，“抗难犯之色，建不拔之议”。

待真宗进至澶州南城时，又有人重提南避之计，寇准慷慨力争道：“陛下不外河，则人心益危，敌气未慑，非所以取威决胜也。”“今寇已迫近，四方危心，陛下唯可进尺，不行退寸！若回辇数步，则万众瓦解，敌乘其势，金陵亦不行得而至矣。”形势不行谓不严峻，寇准绝非危言耸听。万般无奈之下，真宗方渡河进入澶州城内，并登临北城门楼，宋军士气为之大振。

真宗将军事部署全权托付寇准，便返回城内，准见义勇为，遂“承制专决”。但真宗并不完全放心，仍不时派人视察寇准的消息，听说寇准正和人下棋饮酒，笑谑一如往常，刚刚放心。

这正如淝水战时，谢安与客人在建康城内官舍下棋，虽有故作镇静之嫌，但也是安宁军心的须要之举，体现出了万事有备的气概。儒祖传统伦理向来推崇“社稷为重、君为轻”。寇准在国家社稷危如累卵之际，毅然选择保全社稷，即即是君主本人也要为此目的而服务，正是社稷之臣应有的价值决议。寇准把主张南迁的王钦若首先派到了前方一线，却忘记了这是真宗本人一手提拔起来的明日系和心腹。

订立盟约后，心怀嫉恨的王钦若诋毁寇准，称澶渊之举为“城下之盟”，寇准所为实乃“孤注一掷”。寇准也终因这诽语被罢相外放。后人不明所以、不核办竟，便盲目跟风赞同，也认为寇准轻易将一国之君置于险地，难免“孤注”之讥。实则书生迂腐之论，正中奸佞之徒下怀！只要是战争，风险就在所难免。

衡诸宋辽两国人力物力军力，可谓势均力敌，谁都没有足以制胜的绝对优势。作为具有深远政治眼光和敏锐洞察力的执政大臣，寇准在综合分析其时局势、岑寂预计胜算，并作出严密防御部署的前提下，经由深思熟虑，认为唯有真宗亲征才气对整个战局发生关键影响，所以才在亲征问题上接纳了近乎半强迫的手段。宋人陈莹中看得明确：“寇莱公岂为孤注之计哉？……兵将若此，则亲征者所以激将士之用命。

盖亲征之行，必兵强可也，财富可也，将能擒敌可也。一有否则，则委人主以危事曰：‘天子所在，兵无不胜。’此书生之虚论也。

”亲征绝不是毫无预防的“孤注一掷”，而是出于战略全局思量鼓舞士气、振奋人心的关键一招。从基础上说，“孤注”的诽语之所以能够奏效，在于王钦若之流抓住了真宗的心理。整个亲征历程中，真宗的所有行动都是在寇准影响下举行的，行为上的消极被动实则反映了心田的极不情愿。王钦若觉察到这一点，使用“孤注之喻”，击中了真宗隐隐郁积在胸的不满，使其在亲征期间胆怯恐惧的心理情景再现，彻底离间了他与寇准之间的关系。

真宗在位后期，迷信天书符瑞之说，沦落于封禅之事，种种荒唐举措正是此种外强中干心理的不良反映。在宋辽两军士气发生逆转之际，寇准更有雄心理想。他明确，困扰中原王朝数十年的宿怨必须了却，契丹对于宋室社稷的庞大威胁必须基础解决，这就必须要夺回幽燕失地。

“如此，可保百年无事。否则，数十岁后，戎且生心矣。”御驾亲征的提议尚有宰相毕士安、武将高琼等人赞同，但此“百年无事之计”，却只有寇准一人提出了。直到百年之后，宋人方想起寇准这句话，不无感伤地叹息道：“寇准之功不在于主亲征之说，而在于其时画策欲百年无事之计。

向使其言获用，不惟无庆历之侮，亦无靖康之祸矣。”或许，只有志欲恢复汉唐旧境的王安石，才气明白寇准其时的心情吧。一世伟人李伯纪澶渊之盟后百余年而有李纲要导东京守卫战的壮举。

虽然最终也没能挽救北宋的死亡，但此间所凝聚起来的强烈爱国热情，无疑给早已衰朽不堪的赵宋王朝打了一剂强心针。艺术天分极高的赵佶，是个极不称职的天子，骄奢淫逸、耽于玩乐，重用蔡京、童贯等人，放任他们弄权坏政，导致政治糜烂、民怨沸腾。

宋室王朝处于岌岌可危之中。李纲廉洁秉正，直言敢谏，早年多次上疏陈政，要求革新政治、预防外族入侵，且始终不愿攀援蔡京一批人，以至于到四十多岁时还只是个掌管礼仪的普通官员。

宋廷为转移内部矛盾，以收复失地为名，与辽人之敌完颜阿骨打订立海上密议，宋金夹攻辽国，妄图获取燕云之地。李纲撰写《制虏论》，深入分析联金攻辽的失策，认为“借使与之结约共亡契丹，安能保女真之不为患乎?”足以显示其政治上的远见卓识。

当其时，宋、辽、金三国，两弱一强，宋朝政府若有半点战略眼光，为自己宁静着想，应设法协助辽国反抗金人。如担忧引起金人的反感，不敢援助辽国，则应一面在辽金之间保持中立，一面增强防御气力应付未来变局。

联金灭辽之策实乃错到极点，无异于自寻死路，不仅加速辽的死亡，更使其自己受到严重的现实威胁。这也再次讲明宋室政府战略上的无知，从立国开始直至走向死亡，始终缺乏为国为民的久远战略考量。

在宋金夹攻辽国历程中，金兵每战皆胜，而宋军每战必败。宋不仅无助于灭辽，反而让金人窥探到宋军的腐朽无用，原来所谓中原富庶王朝竟如此不堪一击！蔑视之情、觊觎之心，由此而生。富庶而不强大，适足以招致凶残的饿狼！辽国被灭后，金军便立刻将矛头指向深受内乱?困扰的宋国。

金人南侵之意昭然若揭，朝中大臣除计划割地赔款求和外，别无良策。只有身为太常少卿的李纲挺身而出，坚决阻挡和谈，更坚决阻挡割地。

认为“祖宗疆土，当以死守，不行以尺寸与人”，“安危生死在呼吸间，非传以位号，不足以招徕天下好汉”。故而奏请赵佶禅位，“收将士心，以死捍敌，天下或可保。

”赵佶禅位钦宗后便仓皇出逃。不管赵佶是否已思量在此时推卸自己的责任，李纲敢于向当朝天子奏请禅位，没有真正大无畏的勇气是绝做不来的。

面临已经渡过黄河的女真铁骑，钦宗同样慌作一团，和战不决，时而下诏亲征御敌，时而欲离京逃避。纲则始终主张坚守，“天下城池，岂有如国都者，且宗庙社稷、百官万民所在，舍此欲何之？”“今日之计，当整饬军马，固结民心，相与坚守。”东京能否守得住，与钦宗是否选择留下来关联甚大，李纲不得不重复劝谏。李纲的此番言论并没有取消钦宗与宰执大臣的挂念，他们还是一心盼望出逃避敌。

李纲只得援引唐玄宗幸蜀导致宗庙毁于贼手为诫，且“以死邀之”。钦宗方委曲说道：“朕今为卿留。

治兵御敌之事，专责之卿。”读史至“今为卿留”四字，令人感伤万千！蔡东藩先生亦赞叹：“试问为谁家天下？乃作词语！”梁任公尝言：“二十四史非史也，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。”史书可以是帝王的家谱，但天下就果真是哪个帝王一家的私有物吗？或许，在享乐时帝王们把天下当成是自家的后花园，一旦灾难来临，他们便弃之如履，绝不痛惜。但在心存社稷、胸怀天下之人看来，天下从来都是天下人之天下，而绝不是一人之天下；从来都是以一人治天下，而绝不是以天下奉一人。

这即是寇准、李纲、于谦一类人物心中的“天下观”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，在李纲那里，钦宗不能舍弃天下，不能舍弃万民黎民，不能逃避推卸自己的责任。

所以他才敢于一再犯颜直谏。钦宗是铁了心要逃命的。

李纲稍不注意，便又决意南狩，禁卫、车驾都已准备妥当。史载，李纲振臂急呼禁卫：“尔等愿守宗社乎，愿从幸乎？”在获得将士肯定回复后，李纲再次向钦宗陈说利害：“今六军怙恃妻子皆在国都，愿以死守，万一中道散归，陛下孰与为卫？敌兵已逼，知乘舆未远，以健马疾追，何以御之？”上感悟，遂命辍行，命纲为行营使，以自制从事。

钦宗感悟的，是形势紧迫，此时出逃反不如留在城中宁静。任命李纲为行营使，也只是让他单独去部署守城计划，多数官员都接纳了袖手旁观的态度。但不管怎样，李纲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，遂传旨语左右曰：“敢复有言去者斩！”何其壮哉！又何其悲哉！匹夫莽士之勇与念书人具有理智之大勇实有天壤之别。

无知者无畏，造就的多是李逵式的愚夫莽汉之勇；而真正有勇气的人，“卒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。此其所挟持者甚大，而其志甚远也。”他们一定是对自己的行为有着坚定信仰的人。

韩愈谏迎佛骨，“忠监犯主之怒，而勇夺三军之帅”。李纲在劝阻钦宗出逃问题上寸步不让，甚至不惜接纳强迫的手段，“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，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痼疾”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体现了一种富有理性精神的勇敢，背后支撑的是信仰、责任和继承。李纲自认只是一介书生，并不明白几多兵略，但在宰执大臣无一破例都在推卸职责之际，他毅然以一身担起拯救国家危难的重任，有的只是满腔的报国热情，“但得众生皆得饱，不辞羸病卧残阳”（《病牛》）。尤为难能难得的，是李纲在两宋交替时代所保有的念书人的气节。

北宋末年，士医生寡廉鲜耻，奔竞日进，论议徇私，邪说利口，颠倒是非，随时好恶，以取世资，更不知君臣之义。历史的生长已然造成这样一种污浊不堪的大情况，徽钦二帝注定是亡国之君，而高宗也绝非中兴令主，单凭李纲一己之力，很难使局势有大的改观。金兵稍有退却，主和派重又占据庙堂，李纲便被撤职了朝中职务，并被贬谪外放。

当金兵再次兵临汴京城下时，即将成为俘虏的钦宗想到了远在贬谪之地的李纲，但任命诏书未到，北宋已然成为过眼烟云，徒令人长啸痛哭而已。身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代，李纲出将入相，以一身系天下安危，多次为民请命，直言进谏，却先后六次被朝廷贬斥，最后到了比寇准被贬之地雷州更远的海南。

但始终未曾改变的，是他效忠报国的初心。朱子有言：“纲虽以谗间窜斥濒九死，而爱国忧君之志终不行夺者，可谓一世伟人矣！”《宋史》虽出自元人之手，对李纲却敬仰之极：“纲虽屡斥，忠诚不少贬，不以用舍为语默，若纲之心，其可谓非诸葛孔明之用心欤？”春秋时，崔杼弑杀齐庄公，面临是否会为君主殉死的疑问，相国晏子答道：“君民者，社稷是主；臣君者，社稷是养。君为社稷死，则死之；若君为己死，非其私昵，孰能任之？”是说君主和臣子的责任都是社稷国家。如君主为社稷死，臣子可与之同死；如君主为一己私利而死，臣子就不行随便而死。

尤其在国家有变时，忠义之臣首先思量的，是如何生存宗庙社稷。当徽钦二帝被掳往金国遭受屈辱时，跟随而去的吏部侍郎李若水怒骂金人，被裂颈断舌而死，诚可谓义烈死节之士。但一死了之于国是又有何补？李纲、宗泽等人忘死效忠，振奋人心，不以一死为已，实更有令后世钦佩之处。

千古一人虞允文一纸沾满了岳飞父子鲜血的“绍兴和议”，并没有给南宋小朝廷换来求之不得、踏实持久的宁静。他们不明白，宁静是需要靠实力争取的，在强者眼前，奴颜媚骨和摇尾乞怜绝带不来真正的宁静。真正改变宋金战略格式、形成均势状态的，是发生在和议之后二十年的采石之战。《宋史》有论：“昔赤壁一胜而三国势成，淮淝一胜而南北势定。

允文采石之功，宋事转危为安，实系乎此。”这场战争的实际指挥者，就是被毛泽东誉为“伟哉虞公，千古一人”的虞允文。允文为人“慷慨磊落有雄心，而言动有则度，人望而知为任重之器”。但在秦桧当政时，允文恒久被摒弃不受重用，原因在于他一直阻挡向金人屈服，是努力的主战派，且他与张浚同属川籍，而浚与桧反面，颇受排挤。

桧死，允文方被进用。金主完颜亮大肆南侵，数十万军马海陆齐发，意图很是明确，不再像此前只是索要土地和赔款，而是要彻底死亡南宋，“提兵百万西湖侧，立马吴山第一峰。”而南宋则向来认为有和约可以依靠，恒久不备边事，致使金兵势如破竹，如走无人之境。

此时的前线战场，卖力专守江淮的宿将刘锜，虽是南宋初年的中兴名将，但重病在身，驻守淮西的副将王权不战自逃，顷刻之间导致两淮失守。南北坚持，守江必守淮，两淮失守意味着江南不保。

高宗惊慌无措，又欲航海避敌，幸得宰相陈康柏坚持抗战，人心稍微。但宋军第一道防线已然被攻破，不得已退守长江，南宋政权岌岌可危。在此危急关头，宋庭派枢密使叶义问督视江淮军务，年已五十二岁的中书舍人虞允文得以顾问军事。

叶“素不习军旅”，措置乖谬，实则犯了宋代多数念书人的通病。当允文慌忙赶到兵家必争之地采石矶犒赏军队时，发现主帅王权已走，新任将领李显忠尚未抵达，军士们散处江边，斗志全无，解马鞍盔甲坐于道旁，彷徨不知所止。大战迫在眉睫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何如奋力杀敌，或有一线生机！昔人言：“虽有诚信之心，不知权变，危亡之道也。”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，允文谓坐等显忠必误国是，遂立刻召集诸将，勉以忠义，曰：“金帛、告命皆在此，待有功。

”众将士看到文官尚且如此，若再不拿出武士的勇气，有何面目苟活于世！都表现愿意听从指挥，与金兵决一死战。允文一介儒生，本是朝廷派去前线犒师的文官，并没有临阵指挥的职责，在主帅尚未就任、敌军已然压境的危急情况下，为制止国破家亡，乃应急权变，坚决地负担起指挥作战的重任，以文职身份激励官兵作殊死的决战，诚可谓好汉之士、忠勇之臣。此时却有人提醒允文莫管这事，“公受命犒师，非受命督战。

责任所在，不行轻揽，他人坏之，公任其咎乎？”允文严厉斥责道：“危及社稷，吾将安避？”毅然自行权代主将之职，一面将散乱无所统辖的士兵，迅速集结在自己麾下，一面亲自骑马去采石渡口视察。战前，允文又进一步鼓舞官兵的士气，“今怯战亡走亦死，战亦死，等死不如一战。

冐万死求一生，转祸为福，因败乐成。”同时他也郑重宣布：“当身先进死，与诸君戮力决一战。

”与士兵同生共死，更坚定了全军上下作战的刻意，给这支松散的军队重新注入了生机。实际征战期间，允文亲自到前沿指挥作战，并激励统制时俊道：“汝胆略闻四方，立阵后则后代子尔。”俊闻此言，即挥双刀出，“士皆殊死战，无纷歧当百”，初战告捷。

完颜亮眼见采石强攻不下，又获情报后院起火，其弟完颜雍已被拥登帝位，自己进退失据，方寸大乱，在挥师直趋京口的途中被部下杀死。金人南侵遂以完全失败了结。采石大捷直接造成金兵内部起哄叛变，使得金主完颜亮死于横死，扭转了宋金战争的总体趋势。这也是南宋与金战争中唯一的一次完胜。

此时，从采石率军驰援京口的允文前去统帅刘锜处探望病情，刘锜执手感伤说：“小恙何足挂齿，乃劳存问。朝廷养兵三十年，一筹莫展，而大功出左右一儒生，我辈武士愧死，诚无地自容。”高宗召见允文于行在，称其为“朕之裴度也”。

允文忠贯日月、才堪大任，足以当得上“宋之裴度”的荣誉，但赵构却难以与唐宪宗相提并论。宪宗能在异常难题的情况下取得削藩的庞大结果，重振中央政府的权威，成就“元和中兴”；高宗却总是在对金战争节节胜利之际一味苟合，割地赔款亦在所不惜。采石一战使允文获得朝野上下极高的声誉。今后，允文收支使相十余年：担任川陕宣谕使，与上将吴璘“议经略中原”，收复陕西州郡；拜相执掌朝政，汰兵练精，提高军事实力，奖掖人才，选贤任能，一时人才济济，气象更新。

允文也成为孝宗一朝的“砥柱之臣”。早年，允文在出使金国时，曾与金接待官比射箭，一发破的，可知他文人而具武略，确为很是之人。

只因高宗苟安喜用奸相，才恒久默默无闻，直到采石之战，一鸣惊人，天下皆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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